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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现代性建制的中国现代文学

作为一种现代性建制的中国现代文学

  伴随中西方学者对现代问题的高度关注,“现代性”已经成为一个极具涵盖性的理论概念。作为一种理论话语或哲学话语,“现代性”不仅成为现代题域的核心关键词,同时也成为整体把握现代历史的一种最为重要的视域和方法。因此,如何将这种视域和方法运用到现代文学的研究之中,如何理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即如何在中国现代性的历史语境中理解中国现代文学,构成了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议程。显而易见,从现代性视域出发研究中国现代文学,需要将“社会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置于“中国现代性”发生的历史语境中加以重新考量。其中,现代国家建制、现代战争事态、现代政治统制、现代经济uedbet结构等一系列“社会现代性”议题,与“文化现代性”或“文学现代性”问题紧密勾连在一起,形成交错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重叠、耦合互动的复杂状态,这就要求文学研究突破单一的学科意识闽限。因而,与传统文学研究不同,现代性视域的敞开。突破了文学研究的狭隘界限,使现代文学研究得以在更为宏观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展开。
  一、民族国家与国族文学
  长期以来,由于诸多政治历史原因,对“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文学现代性反思,一直停留在比较浅表的层面上难以深入。在此,我们提出“国民党统治时期文学”这一历史概念,以有别于文学史上通常使用的“国统区文学”概念。www.redprintm.com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国民党统治时期”是指国民党从1927年到1949年在中国大陆执政统治这一历史时段。虽然,国民党并没有在严格意义上实现全国的统一治理,但其辖制范围包括中国大部分地区,执政时间为二十二年(1927—1949),按历史学惯例,将其称之为“国民党统治时期”。以往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重点关注“国统区文学”,以表明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不完整性,“国统区文学”概念由此形成。显然,较之于“国统区文学”,“国民党统治时期文学”的概念内涵更为宽泛。从现代性视域看,实施现代性建制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应该成为我们考察中国现代性问题的重要历史时段。如果说,对于中国现代性的考察是一种症候式的诊断,即现代性诊断,那么,对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现代性考察,就具有症候问诊的历史阐释效果。
  在此,我们以民族国家建立和现代战争爆发这两个极具现代性特征的标志事件为历史语境,勘察诊断中国现代性的生成境况及其症候表征,并以此为基点反思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首先,在这一时期,中国建立了名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虽然。国民党政党治国的执政合法性危机始终存在,并导致其没能在严整意义上实现统一的国家治理,但从现代性视域看,民族国家的建立标志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确立起现代性的政体建制,同时也标志着文化生产被纳入到现代国家体制之中,成为现代性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作为现代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战场,全面抗战爆发以一种极端的形态标志着中国进入战争现代性轨道。现代战争是现代性危机的极端表现形式,这种极端形式将高度统治的现代性文化体制推向极端,同时也将文学现代性的体制化功能发挥到极致,文学艺术生产由此被纳入到现代国家体制和现代世界战事的事态之中。仅从这两个现代性事态来看,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现代性建构具有初创性和极端性这两个最为显著的特征。
  现代性题阈繁复纷纭,观点各有不同,但从社会制度组织层面对现代性进行分析是现代性研究的基础。民族国家无疑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组织形式,是一个民族获得财富、权利和国家认同的最重要社会单位。现代性与民族主义携手共近,现代性、民旗陛与主权国家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关联,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某些发达国家,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都存在着复杂的辨证关系。从意识形态整合上看,民族意识显然是最具聚合力、号召力的理念。进入现代历史以来,民族意识成为最具认同聚合力的文化想象物,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探讨民族主义的起源与形成时所指出的那样,民族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在现代国家整合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民族国家要进行高度组织化的权利整合运作,就必须建构民族的想象共同体。
  众所周知,中国的现代性是在列强坚船利舰的炮火中从外部强行殖入的,因此,民族危亡像一只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成为必须面对的切身性难题。李泽厚曾将此现代性难题概括为“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认为战争使“救亡”压倒了“启蒙”。如果将此一问题落实到现代国家政体的语境中。“救亡”与“启蒙”的难题可具体化为“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问题,即现代性的国家形式究竟选择“民族国家”,还是“民主国家”?如此说来。救亡(民族)压倒启蒙(民主)并非战时状态的不得已选择,而是高度组织化现代性社会建制的必然选择,正如战争并非现代性的偶然结果,而是现代性的必然结果一样。为此,我们或许可以更深层地理解民族国家集权统一与高度组织化的现代性之间所构成的隐秘共谋关系;也可以进一步理解战时状态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在战争结束后的一个世纪里为什么没有得到减弱,反而被不断地过度叙述,固化或永恒化、神圣化为一种超强的意识形态。抗日战争的爆发以特殊的方式促成了中国现代性的定型。战火硝烟之中,生死危亡之际,文学艺术同样别无选择。文学艺术只能趋同于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成为型塑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工具。
  总之,在现代战争背景下,考察国民党统治时期在政治、经济uedbet、文化等方面的现代性建制与实施,有助于勘察中国现代性建制在创立之初所暴露的问题,并有助于历史地诊断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文化症候。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现代性文化建制主要体现为国家统制权力的一体化推进。在这种一体化推进的过程中,国家意识、战争意识、宣传意识、工具意识逐渐确立为文学艺术创作所必须遵从的理念与原则,造成文学现代性自律话语的隐退与缺场。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民党统治时期是中国现代性初步创制的历史时段。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为起点,标志着中国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开始进行现代性的设计规划和治理实施。1927年4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1928年6月《统一宣言》宣告完成

全国统一大业,1928年12月东北宣布“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在名义上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并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发号施令,文化整合或意识形态整合无疑构成现代性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漫长的军阀混战割据局面,使国家难以形成一个高度组织化、极具凝聚力的整合共同体。于是,现代国家共同体强化整合,就成为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首要任务。政治、军事、经济uedbet的高度整合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但文化整合或意识形态整合亦同样重要,国家形态的文化现代性规制由此实施。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前,由于政治军事上的割据分裂,致使中国的文化与传播难以形成高度的整合,呈现出多种文化生产形态纷杂并存的局面。对此,在以党治国的明确理念下,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实施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统制整合,逐步建立以“一党训政”为特征的中央集权式的文化统制。1929年6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召开了历时5天的全国宣传会议,通过了《确定本党之文艺政策案》和《规定艺术宣传案》,明确“确立本党之文艺政策”,即“创造三民主义之文艺”,“取缔违反三民主义之一切文艺作品”。在“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处于首要核心的地位。因为,“在整个现代世界,民族主义都是组织和强化集体性认同的一个关键方式”。¨’从国家意识形态整合上看,民族主义显然是最具聚合力、号召力的理念,国民党政府试图以民族利益代言人的身份确证其权力统治的合法性地位。当时负责领导国民党文化工作的潘公展主张建立能够“唤起中国民族自觉”的“新文艺”,要求文艺界创作“发扬民族优良特性和唤起民族感情和意识的文艺作品”。至此,在政党政策的规训下,文艺的主要功能被确认为民族国家认同感的建构。民族主义因而成为文艺创作的国家要求。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进一步加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整合操控。作为参战国,南京国民政府面临着如何发动组织全国力量,全面投入到整体战事之中的战略决断。这就要求国家政府必须采取极端形式的高度组织化措施,战时政治、战时经济uedbet、战时文化等一系列战时法令纷纷出台并贯彻实施。作为整体战事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文化政策充分体现出战时紧急状态的特殊要求。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陈果夫等人提出的《关于确定文化建设原则纲领的提案》。提案认为“建国之文化政策,即所以策进抗战之力量……而现阶段之中心设施,则尤应以民族国家为本位。所谓民族国家本位之文化,有三方面之意义,一为发扬我国固有之文化,一为文化工作应为民族国家而努力,一为抵御不适合国情之文化侵略”。这项提案进一步重申了战前的基本政策,强调文化建设必须以民族国家建设为本位,进一步体现了国民党文化纲领的基本精神——民族主义文化建设的诉求。为贯彻实施国民政府的文化策略,国民党还陆续颁布了《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战时新闻检查惩罚办法》《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杂志送审须知》《书店印刷店管理规则》和《出版品审查法规与禁载标准》等一系列法令、法规,以强化对新闻舆论、书刊杂志等文化领域的控制。1940年代,抗战处于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再一次抽出精力强化文艺的控制。1941年,国民党中宣部成立“文化委员会”,张道藩为主任,潘公展和洪兰友为副主任。“会内分设文艺新闻出版音乐美术戏剧电影科学哲学宗教各组,及设计委员会”,这些部门以政府监督管理的形式,将文学艺术生产纳入到“体制化”轨道。随着战时紧急状态的进入,国家统制逐渐确立起中国现代文化生产的国家意识或观念。其特点是,通过国家政党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建立具有制度性或制度化特征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操控系统,使文艺成为服务于国民政府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种以国家制度法规形式统制的文化传播与生产体制,必然产生出以国家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文化,也就是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文学生产始终处于文化统制之中,形成了以战争意识为主导、以民族认同为主旨的国家意识形态文学。
  二、战争机器与战争文学
  战争的爆发要求文学成为战争总动员的宣传机器。世界大战“总动员”体制的设计者艾里希·鲁登道夫在《总体战》中写道:“必须致力于利用报纸、广播、电影及其他各种出版物,穷尽所有的手段来维持国民的团结,为了制定妥当的对策,政治要了解人类精神的法则,做妥善的安排……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界大战让普通人和学者都‘发现了宣传’。”作为总体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战争宣传在世界大战中得到了高度的重视。战争发现了宣传,战争需要宣传,文学因而被应征入伍,与战争机器一同运转。
  为了使文学成为抵御侵略、服务战争的特殊工具武器,抗战时期明确提出了“国防文学”“救亡文学”“抗战文学”等口号。1936年6-7月《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发表,数百名文学艺术家在宣言上签名,表明了共同抗战的坚决立场。不同党派、不同观点、不同流派、不同社团、不同创作风格的作家们纷纷联合起来,在“文学为抗战服务”的大旗下,开动起战争宣传的机器。郭沫若在谈国防文学时说:“‘国防’——在英文是national defence——本来是军事性质的用语。在‘国防文学’这个新的旗号标举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有点异样,在目前的救亡关头上要找一个共同的目标以促进战线的统一,除掉用这个名义而外,觉得好像没有再适当的语汇了。”因而,“在这时候,我们的文学,应当竭力发挥它的抗争作用,应当防卫疆土,帮助民族意识的健全成长,促成有着反抗意义的弱国的国家观念,歌颂真正的民族英雄;我们应当建立崭新的国防文学!”在战争时局逼迫下,无论是政府官方,还是底层民众,都别无选择地投入到战争之中,全国总动员,文学艺术工作者也必须以笔为刀枪,以文学艺术为战斗武器,投身到

战事之中。文学因此成为国防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战争紧急状态而言,提出“文艺为抗战服务”的口号,强调文艺的战争宣传鼓动功能,应该说是战事的必然逻辑,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为了战争,文学艺术必须牺牲自身的自律性和自足性,尽管这是一种军事性的文化战略逻辑。对于文艺来说,一旦成为某种功利目的或政治诉求的宣传工具,便丧失了自身的审美功能。因为它不允许自己成为自身之外的工具和手段,不允许自己成为自身之外的附属和辅助。然而,在大敌当前,战事危机,生死攸关的时刻,考虑文学艺术自律性的问题,不仅是一种奢侈的妄想,甚至有涣散军心、投降叛国之嫌。也就是说,在战时状态下,文学艺术必须无条件地放弃自律性的诉求,无条件地服务于战时宣传鼓动的要求。因此,几乎所有的文学艺术家都毫不迟疑地行动起来,达成了一致抗战的共识。就连一向主张文学自律或自娱的作家,也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一贯的文学创作立场,投身到战时宣传的文化战场上来。

  在文学成为战争宣传机器的大势中,一些作家发出“抗战以来,我们到底有了多少纯文学的作品?”的质疑,出现了梁实秋的“文学与抗战无关论”、沈从文的“文学特殊论”、施蛰存的“文学贫困论”、朱光潜的“文学脱俗论”等不合时宜的声音。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强调文学的自律性,反对文学成为单纯的战争宣传机器。从战时状态的角度看,这些观点显然是战争总动员的一种逆动,必然遭到普遍的声讨和强烈的反对。从文学自身的角度看,这些不合时宜的声音,提出了文学自律性与战争宣传之间的内在冲突问题。战争宣传的工具性要求必然要以牺牲文学自身审美性为代价,然而,文学一旦变成战争宣传的工具,即意味着文学自律性的彻底丧失。
  毫无疑问,被卷入战争的文学生产必然具有强烈的战争现代性特征。这不仅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或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基本特征,还逐渐积淀为一种现代性文化传统,即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战争文化意识和战争思维方式。
  战争总是敌我双方的两军对垒,在这种极端对立的事态中,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不是失败就是胜利,不是战友就是敌人,由此形成战争文化意识或战争思维方式——种强调极端对立的两极思维模式。从具体的创作层面看,战争两极对立思维势必导致“抗战八股”的创作模式——思想内容的概念化、矛盾冲突的公式化、人物塑造的脸谱化。“描写义勇军,前线的英勇将士,一定把他写成高大的身材,坚强的体魄,严肃的沉毅的面孔。几乎个个都是中世纪的骑士英雄一样;描写汉奸,一定把它写成四五十岁的年纪,穿着长衫,有两撇胡子的;描写敌人的个性,一定把他写成无理性的凶暴,脸肉横生,手上长了毛,用尽魔鬼野兽等字眼”。这样的批评无疑是切中要害的。可以说,“抗战八股”式的创作模式已经成为抗战文艺的致命伤,它是极力强化文艺宣传功能所产生的必然后果。
  当然,这里的问题并不是文学与战争有无关系,也就是说,文学为保持自身独立性而远离战争并非唯一的选择,问题的实质在于,文学应该以怎样的姿态来审视战争、反思战争、介入战争。中外文学史的经验表明,战争将人类置入极端的生存境遇之中,战争与和平、生存与死亡、正义与邪恶、道义与罪愆、崇高与荒诞、意义与虚无、个体与战争、女性与战争等战争事态中提出的严峻问题,同样给文学带来了特殊的生存体验,为文学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各种极端的可能性。显然,对文学艺术来说,仅仅参与战争是远远不够的。文学艺术家与战争的关系决不限于作为一名冲锋陷阵的战士,投入到战争的行列

队伍之中。文学艺术家不仅要参与战争,更要反思战争,超越战争、批判战争、揭露战争、控诉战争,这就需要具有超越战争的文化意识和反思精神。中外历史上许多文学艺术家在直面战争或参与战争的同时,都曾以深度的生存境遇关切,创作出超越战争、反思战争的优秀作品,从而超越了单纯战争宣传鼓动的功能,使作品提升到人类生存境遇的深刻反思和体悟的层面,如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海勒的《二十二条军规》、杜拉斯的《长离别》、毕加索的《格尔尼卡》、达利的《内战的恐怖》以及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鲍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经典作品,无一不是深切关怀人类生存境遇的经典之作。这些文学艺术作品的出现标志着战争文学的深化。应该看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依然有一些作家努力超越单纯战争宣传功能的阈限,从关怀人类生存境遇的维度切入战争的书写和叙事,如钱钟书的《围城》、沈从文的《长河》、老舍《四世同堂》、巴金的《寒夜》等。随着战事的结束,在战火硝烟退去消散的同时,所有战鼓号角式的宣传文学很快失去了效用和影响力,而那些具有深切关怀人类生存境遇的战争文学,却日益显露出自身的魅力,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弥足珍贵的经验和经典。
  从战争现代性的视域看,国民党统治时期所建立的一系列文化现代性方案,无一不涂染着战争、暴力、极权、统制的强烈色调,文学艺术因此难以摆脱战争文化的深刻印痕。值得反思和警醒的是,战时状态所强制生成的现代性文化建制,并未随战争的结束而硝烟散尽,反而被不断地强化或固化,以至于积淀为一种文化习性和思维惯性。战争结束后的历史表明,当文学从军事的战车上松绑之后,却再度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国家意识、战争意识、宣传意识、工具意识逐渐积淀为文学现代性的思维原型,文学自律性话语始终处于被限制的状态而难以真正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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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时间:2013-09-12 12:54:22  作者:谢纳 [标签: 现代 中国 现代 文学 现代 文学 现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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